治理商业贿赂作为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改善和优化发展环境的重要举措。在治理商业贿赂实践中的困难和问题突出表现为“五性”。
    一是违法行为的隐蔽性。商业贿赂行为主要采用暗箱操作，具有明显的隐蔽性，难以发现。如我市曾查处的某公司总经理受贿案，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向交易单位转让有关进出口配额指标时多次收受贿赂，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由于贿赂过程是现金方式，并且行为人和交易单位单独接触，贿赂款物在帐目上也没有反映， 以致行、受贿行为长达数年而未被发现。
    二是执法手段的缺陷性。作为查处商业贿赂行为主体之一的工商机关，《反不正当竞争法》赋予他们的权力十分有限。加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台的《禁止商业贿赂行为暂行规定》缺乏各执法部门共同遵行的权威和效力。执法手段软，难以适应打击商业贿赂行为的需要，在执法中常常出现行为人转移物品、销毁证据、逃避制裁，甚至对处罚决定置之不理。调查取证手段不够有力，也往往造成行政执法机关对行为人拒不接受检查、不提供有关材料等行为束手无策。如工商机关在查处某医药集团公司商业贿赂案件中，该公司拒绝提供相关财务资料，且恶意阻挠调查取证，工商机关虽然掌握了其行贿的大量证据，但由于没有查封、扣押等权力，无法提取该公司财务资料，致使案件办理一度拖延甚至中断。
    三是案件处理的复杂性。商业贿赂行为当事人双方多是腐败行为的受益者，在藏匿和销毁证据、逃避调查方面往往形成攻守同盟，导致调查处理难度很大。 同时，商业贿赂案件多发生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领域， 以及一些垄断行业，他们都是具有相当实力的强势领域和行业，关系复杂，对案件查办的干预较多、影响较大，致使商业贿赂行为查处阻力大，有的查实后也往往难以执行到位。如在查处某公司涉嫌商业贿赂行为时，该公司不仅拒不配合执法机关查处，而且通过互联网和新闻媒体进行大肆炒作， 向办案机关和人员施加压力，致使案件查处难度大、阻力多。
    四是法律法规的局限性。《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明确禁止商业贿赂，但该法规定过于原则、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并且未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形成统一、协调的体系，存在诸多漏洞和冲突。比如，对商业贿赂行为的行贿犯罪主体、客观要件、主观意图的规定，既不利于对行贿行为的打击，也不利于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接轨。
    五是办案人员的不适应性。当前，商业贿赂案件呈现出许多新的形式和特点，而我们办案人员的执法水平和查处商业贿赂的能力与之不适应。一些执法人员财务知识欠缺，查看帐目不精，发现不了交易行为中存在的问题，做不到有的放矢地调查取证，造成线索遗漏。
    针对治理商业贿赂工作面临的挑战，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企业自律和信用体系建设。按照“以防为主、打防结合”的要求， 由行业管理部门与企业等经营业户签订《预防和惩治商业贿赂行为责任书》， 明确界定经营者的经营责任和管理部门的监管责任。将企业的日常经营行为，包括不正当竞争、商业贿赂等违法行为，及时记入企业信用档案，对存在商业贿赂行为的企业定为一般失信和严重失信企业，分别给予强制性监管和后延监管，加大日常检查力度，从根本上防止和减少商业贿赂行为的发生。加快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打造健康的商业文化，营造反对商业贿赂的良好氛围。
    二、建立商业贿赂案件联办协作机制。按照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主抓，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的工作格局，纪检监察、检察、公安、工商等执纪执法部门应主动负起查办职责范围内商业贿赂案件的责任，并建立案件沟通、联查机制，加强联系沟通和协作配合，加大查处力度，突破大案要案，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打击商业贿赂的态势。
    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深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清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转变政府职能，规范行政行为；深化财政税收投资价格体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健全政府投资监管体系和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完善经营性土地有偿使用制度，规范探矿权、采矿权出让办法；深化工程建设市场管理改革，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工程招标投标制度，改革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组织实施方式。清理和规范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推进行业协会管理体制改革，推动行业组织通过制定行规、行约以及行业标准对企业等会员行为进行约束。
    四、完善现有法律规定。要结合新的形势下商业贿赂发生发展规律和我市打击商业贿赂的实践，加强调研，提出意见和建议，推动国家完善打击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法规。比如，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借鉴世界各地的立法经验，以适当形式，扩大商业贿赂的犯罪主体、犯罪对象范围，扩大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刑的适用范围，增设剥夺、限制从业资格等规定。通过进一步整合、修改、完善有关法规，更加适应打击商业贿赂行为的需要，为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营造良好环境。